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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无战事》中的币改原型:金圆末日(图)

时间:2016-09-27 16:44
▲1948年,通货膨胀严重,上海市民排队抢兑黄金。 ▲上为批金圆券,用1945年印制而没有发行的关金券做钞票,票面头像是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为金圆券末期时的钞票,头像是

▲1948年,通货膨胀严重,上海市民排队抢兑黄金。

▲上为批金圆券,用1945年印制而没有发行的关金券做钞票,票面头像是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为金圆券末期时的钞票,头像是蒋介石,面额已经扩大了一百万倍。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以取代业已完全破产的法币。近期热播剧《北平无战事》把这一币制改革的前后波折呈现在大众眼前。

电视剧创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既有真实历史,又有艺术虚构。所谓币制改革的历史原貌,与电视剧人为安排的情节相去甚远,其真实一面更错综复杂。

那场币制改革的风暴眼不是无战事的北平,而是当时中国的中心上海。电视剧中只闻其声的建丰同志,也就是蒋经国,其实并不是币制改革的主导者,他的作为只是导演了一出上海打虎的闹剧。国民党指望着挽救崩溃的币制改革方案,不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或者燕京大学副校长何其沧能够制定的,其炮制者为王云五一个不懂金融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对金圆券方案的定性,《北平无战事》遵循了历史的原貌。币制改革方案酝酿之时,就被金融专家批为饮鸩止渴。这项恶政像是国民政府覆灭之前后的疯狂。金圆券发行仅仅三个月,便开始了比法币更加凶猛的贬值,剧烈的通货膨胀彻底摧垮了经济,也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敲响了丧钟。

泄密

泄密

1948年8月18日夜晚,下关火车站前,一位阔太太模样的年轻女子匆匆进站。火车经过一夜的颠簸,在19日早上徐徐驶进了上海北火车站。

随着拥挤的人群,这个女子出了站,挥手叫了一辆祥生公司的出租车,前往位于外滩附近的九江路证券。女子下了车,走进刚刚开业的证券交易大厅,看了看当天各种股票的价格,然后又乘出租车消失在南京路熙熙攘攘的人海车流中

直到几天后,上海金融管理局大规模摸排调查,才有人回忆起这个似乎只是出于好奇,来证券交易大厅浏览一番的神秘女子。也许她就是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一场金融风暴由此触发。

在这个女子的上海之行两天后,比她晚一天抵达上海的蒋经国,在《大公报》上看到了一个令他大惊失色的消息。

消息的标题是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报道说:19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直至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股票,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正是在这两天之间,国民政府公布了把币制推倒重来的金圆券方案。

8月19日下午,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提出的重大币改计划。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同时发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并公布了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发行一种新的货币金圆券,收回之前使用的法币。

新货币的一系列推行办法包括:由中央银行发行总额定为二十亿元的金圆券,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每元法定含金零点二二二一七厘,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兑换的比例是二百元金圆券兑换黄金一市两,四元金圆券兑换一元,二元金圆券兑换银元袁大头一块。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挤兑风潮和社会动荡,币制改革的方案此前没有透露过半点儿消息。这还不算,国民政府颁布新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宣布,全国的银行、证券公司、银号、钱庄等统统停业三天,以防止市民挤兑。

为稳定当时的局面和民心,国民政府还决定暂时冻结全国,规定各省市物价统一以8月19日为改算标准,不得抬高,如有违反,按例严惩,这就是国民政府宣称的八一九防线。

实际上,八一九防线建立的当天,就已经被从内部攻破。《大公报》报道的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清楚表明,有人提前获知了币制改革的消息,并以此在19日抛售做空,攫取巨额利润。全国各大报纸紧随其后,争相刊登有关消息。报纸上还添加一条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

泄密事件曝光的这一天,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王云五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从即日起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法币。他一再强调:币改早有准备,却未透露一点儿风声,直到公布,大家才知晓。这是社会的进步,政府的进步!

这位币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被结结实实打了脸。

外行财长

金圆券方案正式实施的时候,王云五刚刚担任了两个月的财政部长。即便没有后来金圆券风潮引发的社会危机,王云五也是个备受舆论诟病的财政部长。原因无他,王云五本非财政金融行内人。

王云五一生大的成就在商务印书馆。他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一步步做到总经理,凡二十余年,期间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人文书籍,对传播文化、开启民智有着突出贡献,王云五有学界恩人之称。

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只是这样一位学界名流,显然并不是财政部长的适合人选。财政金融是一个极为专业的领域,需要金融知识储备丰厚的专家型领导。王云五本是一个出版社总经理,虽读书博而且勤,但多是一杂家,而绝非专家;况且一个出版机构每年收支数目,比起一个小型银行也远远不及,他的金融知识与经验是不足的。

若说王云五对国家经济完全不懂倒是有失偏颇。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即曾多次邀请王云五参加政府工作,以贡献其多年注重科学管理之经验于战时经济。但王云五以商务印书馆一时无相当人选可资接替,婉言谢绝。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王云五出山从政,成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后来还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

翁文灏也是个学而优则仕之人,他是我国位地质学博士,在中国地质学领域开创了为数众多的,但他学术成名后不久就脱离了自己的专业,在1932年被国民政府延揽,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从此踏入仕途。

翁文灏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在获任行政院院长之后组阁时,选其执掌财政。

这个任命让国民政府内外一片喧哗。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在评价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的内阁构成时曾这样说:政府当局只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这完全是政治上粉饰行为,无补于政治革新的实际,且适以误国。特别是对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一职,很多人认为他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印书馆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上海的一些报纸对他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王云五则称,自己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之所以出任财政部长,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王云五实行币制改革的想法其实已经酝酿了一年多了。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王云五一心要废除的法币。

法币发行于1935年,成为中国唯一的法定流通货币,结束了此前十余种货币同时流通的局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抗战期间,因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发行量急剧上涨,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约396倍。然而这一膨胀速度,与日本投降后相比还有着天壤之别。

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如此政策就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这无疑是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洗劫。

实际上,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而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当时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记述,他随郑洞国从取道柳州,飞上海前领取了薪俸,一下飞机就发现手中的法币突然成了硬通货,在柳州理一次发的法币,够在上海高级理发店理上一年,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

资金自然向有利可图的地方流动,于是重庆的法币纷纷流往上海,沦陷区人民竞相抢购,形成供不应求之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币以应急,大量的法币充盈市场,物价为之飞速上涨,法币信用自此开始丧失。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

紧随其后,国民党挑起内战,更为迅猛发展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

战争消耗巨大,本就脆弱的国民经济无力承担,如何支付军费?国民政府的做法非常简单印钞票。王云五的上一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税收仅有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内战打到1948年下半年,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

法币膨胀连带物价飞涨,物价狂涨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恶性循环。

当时的国人,一个普通市民之家持有的法币数量就足称亿万富翁,只是在空前高涨的物价面前,法币的数字没有任何意义。100法币连一粒米也买不到。市场交易时的法币已经不再以元计算,而是论捆、论斤、论包甚至印刷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至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

穷得只剩下钱了,那时不是一句炫富的笑话,而是苦涩的现实。法币完全丧失了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行政院宋子文内阁、张群内阁相继采取措施,企图刹住法币膨胀狂势。

宋子文的杀手锏是抛售黄金,回笼法币。结果黄金卖出去了,法币却还在增发,达官显贵借机炒作黄金,造成黄金风潮案,引发了更大的经济动荡,宋子文被迫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职下台。

张群继任,改发行公债和库券,意图回笼法币,同样徒劳,也被迫下台。当时王云五是行政院副院长。据《王云五回忆录》记载,那时候王云五就认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但这一设想随着张群内阁的倒台,终成泡影。

一年之后,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终于有条件把他年来念兹在兹的观念付诸实施。

秘密方案

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避暑胜地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再转汽车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在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

这件趣事,是友人在一篇回忆王云五的文章中所写,算是朋友间的调侃取乐。其实,刚刚亲手制定了币制改革方案的王云五,才是这一行人中的核心人物。但若论到王云五在币制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他也是个抬轿子的。真正的决策者,是正在莫干山上等着他们的蒋介石。

在抗战结束之后,法币日甚一日不值钱,蒋介石早就有改革币制之心,几次要求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拿出方案。但宋子文及其任内的财长俞鸿钧、张群及其任内的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等都认为,币制改革的基本前提是战事停止、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而当时的中国哪一条都不具备。

1948年行宪以后,翁文灏任行政院长,找了王云五当财政部长,这两位是很少对蒋介石说不的。蒋要马上改革货币的想法,次得到了行政院和财政部方面的认可。改任央行总裁的俞鸿钧抵挡不住蒋、翁、王的多数压力,也只能不再反对。蒋介石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宋子文、张群、张嘉璈、俞鸿钧皆畏缩不决,只有翁文灏、王云五能毅然实施,可谓奋勇难得。

蒋介石也没有把宝押在王云五一个人身上,他同时让俞鸿钧拿出一套中央银行版的币改方案。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倒是有几分中央银行方案的影子。

据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长、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李立侠回忆,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四人研究小组,成员包括他和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这四个人的身份与《北平无战事》中的方步亭、何其沧颇为相像。

不过,四人研究小组给出了一致的否定:币改不可为。他们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他们拿出的方案,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四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而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

几天后,俞鸿钧返回上海,颇有些消沉地告知四人研究小组,蒋介石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前的局面,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四人询问财政部方案内容,俞鸿钧说自己也未曾得见,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币改。

其实,蒋介石否决中央银行方案的同时,就要求俞鸿钧参与研究王云五主持的币改方案,他不可能不清楚这一方案的底细。只是币改方案一旦在实施前有丝毫外泄,必然引发金融动荡,他只能严守口风。

王云五制定方案时的保密工作确实做得很好。他的做法是亲力亲为,一人包办。

单凭王云五一个人,肯定是无法完成币制改革方案的。他首先要求财政部主管人员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并且充分利用前此不甚重视、而实际上拥有不少对于币制有研究的人员和资料之财政研究委员会。为了保守秘密,王云五的做法是尽量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一点不透露我的意见。有些征求意见的题目与币改方案避无可避,王云五也将其归结到研究层面,没有人知道王云五正在亲手制定将把国家金融推倒重来的币改方案。

7月7日,上任才一个多月的王云五就草拟完成了《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并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呈上蒋介石。蒋介石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组成六人小组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

六人小组中的徐柏园是财政部次长,直到这时才知道财政部呈交了币改方案,而它的拟定者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王云五。

29日,六人小组带着币改方案从南京赶赴莫干山,与正在这里疗养的蒋介石会面。

蒋介石首肯了币改方案: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嘱咐六人小组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小蒋打虎

所谓决定,也就是20天后,金圆券方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获得通过,不过是履行一道必不可少的手续。蒋介石决心已下,发行金圆券已经箭在弦上。

这20天之中,蒋介石并非没有顾虑。

29日,蒋介石离开莫干山,没有直接回南京,而是取道上海,特意拜访了前中央银行总裁、民国著名金融家张嘉璈,就币改方案征询他的意见。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前两天,蒋介石又在南京两次召见张嘉璈,并把《币制改革计划书》交其审阅。

据《张公权年谱》(张嘉璈字公权)记载,张嘉璈对发行新币持否定看法。他告诫蒋介石,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看过《币制改革计划书》后,张嘉璈更断言,物价绝对无法管制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请蒋慎重考虑。

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见张嘉璈,可以看出他对金圆券的前途也有忧虑。但张嘉璈的示警终没有效果。也许蒋介石慎重考虑的结果是两害相权,在法币已经无力回天的条件下,明知金圆券是杯毒酒,也只能喝下去拼死一试了。

8月19日,《币制改革计划书》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通过广播播发。

王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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